大運河宿州段自西北向東南穿過埇橋區、靈璧縣、泗縣三個縣區，全長140公里，是隋唐大運河（通濟渠）的一部分，其中有5.8公里依然保持著原始歷史風貌的水道，是目前隋唐大運河唯一有水的“活運河”河段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14年6月22日批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。大運河是宿州的母親河，它見證了王朝的興衰更替和歲月的滄桑輪回。

萬舸東南游 千里無山刳為溝

歷史上的汴河有兩條，以隋唐為分界線：隋唐之前的古汴河稱為“北汴河”。唐朝詩人韓愈有一首贈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的《汴泗交流贈張仆射》詩，所謂“汴泗交流”，說的就是北汴河與古泗水在徐州交匯。隋唐以后的汴河，隋稱通濟渠，唐初更名為廣濟渠，中期以后改稱汴渠、汴水、汴河。唐朝詩人皮日休《汴河懷古·其一》：“萬艘龍舸綠絲間，載到揚州盡不還。應是天教開汴水，一千余里地無山。”皮日休《汴河懷古》詠的是通濟渠。

北汴河發源于開封附近，自開封西北蒗蕩渠東流，接商丘民權甾獲渠，入寧陵、商丘睢陽區、曹縣南、虞城北、夏邑北、永城北、蕭縣北，于徐州城北匯入古泗水，沿古泗水一路往東南而下匯入淮河。北宋時期詩人陳師道《汴水新渠記》對北汴河有詳細考證，并記載了當時疏浚蕭縣至徐州段的情況。

隋唐以后的汴河，也是人們常說的通濟渠，隋煬帝大業元年（605年）開鑿。《資治通鑒·隋紀·煬皇帝上》記載：大業元年三月，“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、淮北諸郡民，前后百余萬，開通濟渠。自西苑引谷、洛水達于河，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，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，達于淮；又發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，自山陽至揚子入江。渠廣四十步，渠旁皆筑御道，樹以柳；自長安至江都，置離宮四十余所。”

通濟渠動工于大業元年三月，竣工于大業元年七月，開鑿僅用了5個月的時間。通濟渠雖屬新鑿，是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,將它們串聯并拓寬而建成。臺灣學者陳正祥先生《中國文化地理》認為：通濟渠東段,西起河南滎陽板渚,引黃河水東行，走汴河故道至陳留（今開封縣）；從陳留東南，到宋州（今商丘市）一段，長215公里，是利用了睢水河道；從谷熟（今虞城縣）到臨渙（今濉溪縣）一段，長205公里，是利用了渙水（今澮水）河道；從臨渙東南，到蘄縣（今宿州市區）北一段，借用蘄水河道；虹縣（今泗縣）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。

通過北汴河入古泗水，經泗州、楚州便可到達揚州，隋煬帝為什么還要開鑿通濟渠呢？考察北汴河流經區域可知，北汴河在徐州古城北匯入古泗水，古泗水繼續往東南必須經過徐州兩處著名的險灘：百步洪（也稱徐州洪）、呂梁洪。因受兩側山地所限，古泗水至此，河道狹窄，僅可容舟，且水流湍急，驚濤拍岸。舟行其中，檣傾楫摧，險象環生。徐州史志有“自漢唐來，糧運皆避之”的說法。《大業拾遺記》《煬帝開河記》等記載，煬帝開河為冶游，當然不會以萬金之軀冒不測之險，走徐州線路去揚州。另辟河道成為必然選擇，所以開鑿了通濟渠。

唐朝詩人白居易《長相思·汴水流》：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頭，吳山點點愁。”描寫的則是通濟渠（汴河）與古泗水匯入淮河，沿邗溝南下，于瓜州渡口注入長江。隋唐以后，北汴河與通濟渠并行，通濟渠是南北漕運的主渠道。

城緣漕運興 舳艫相繼賴通波

大運河是古代溝通我國錢塘江、長江、淮河、黃河、海河的南北交通大動脈，相當于現代的鐵路、高速公路的功能。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·河南道一》認為汴河：“隋氏作之雖勞，后代實受其利焉。”皮日休《汴河懷古》評價隋煬帝開鑿汴河：“盡道隋亡為此河，至今千里賴通波。若無水殿龍舟事，共禹論功不較多。”

唐代建立后定都長安（今西安），而關中平原狹窄，土地雖然肥沃卻無力解決帝都的吃飯問題，需要大運河將江南的錢糧運來支撐。唐初，每年需要從江南漕運糧食二十萬石。高宗之后，長安城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，每年需要從江淮運往關中的糧食達一百萬石到一百二十萬石，最高年份達四百萬石。如果以每船運四百石為基數，在汴河上行駛的運糧官船加上其他功能的官船、民船、商船等應在一萬艘到三萬艘之間。

宋定都東京汴梁（開封），將漕運作為北宋立國根本。《宋會要輯稿·食貨四二》：“國家建都河汴，仰給江淮，歲漕資糧，益于漢唐。”參知政事張洎在《論汴水疏鑿之由》云：“唯汴水橫亙國中，首承大河，漕引江湖，利盡南海，半天下之財賦，并山澤之百貨，悉由此路而進。”北宋的漕運分為四路，惟汴河最重，汴河漕運最高年份數額達八百萬石，其余的大部分時間是五六百萬石。

繁忙的汴河漕運孕育了宿州。“安史之亂”和“藩鎮割據”使汴河漕運廢弛阻塞。代宗廣德初年，劉晏對漕運進行改革：疏通河道,改進運輸方法，分段運輸，完善了督航與護航機制；對榷鹽法進行改革：廢除專賣制度，實行商運、商銷制，利用商人的經驗和資金來搞活市場，于諸道設置十三巡院，加強私鹽緝查。埇橋為當時十三巡院之一。劉晏的改革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，大大提高了漕運效率，帶動了汴河沿岸經濟的發展。埇橋由一座連接汴河南北的橋頭堡演變成名副其實的商業集散地。“安史之亂”后，跋扈藩鎮節度使擁兵對抗朝廷，致使汴河埇橋段漕運多次被阻斷。《舊唐書·李正己附子納傳》載：德宗建中元年（780年），淄青平盧節度使李正己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共謀作亂，屯兵于埇橋，使汴河漕運中斷。建中二年八月，李正己卒，其子李納欲襲父位，朝廷不許，舉兵進犯四周州縣。十月，李正己從父兄徐州刺史李洧與彭城縣令白季庚同謀，以徐州及埇口歸唐。李洧歸唐的舉動激怒了李納，于十一月兵圍徐州，再致埇橋汴河漕運不通。唐王朝命宣武軍節度使劉洽討之，淄青兵敗，李納乃涕泣悔罪。面對此種嚴峻局面，時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于貞元四年十一月上書德宗：“江、淮漕運，自淮入汴，以甬橋為咽喉，地屬徐州，鄰于李納，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，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，竊據徐州，是失江、淮也，國用何從而致！請徙壽、廬、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，割濠、泗以隸之。復以廬、壽歸淮南，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，江、淮安矣(《資治通鑒·唐紀·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》卷二三三)。”德宗皇帝接受李泌的建議，于德宗貞元四年（788年）把徐州、泗州、濠州合在一起建立一個新的節鎮，順宗永貞元年（805年）改為武寧軍。由于淄青、淮西兩軍鎮已背叛朝廷，武寧軍右接淄青，左臨淮西，被朝廷賦予監視并牽制此二鎮的重要使命。唐憲宗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宿州正式建置，轄符離、蘄縣、虹縣，取古宿國為名。元和九年又析亳州之臨渙縣增之。鑒于符離邑與埇口的戰略地位，在宿州城（埇口城）派有1400名將士駐防（《唐會要·河南道·宿州》卷七十）。咸通九年（868年），龐勛叛軍占據宿州，“掠城中大船三百艘，備載資糧，順流而下，欲入江湖為盜。（《資治通鑒·唐紀》卷二五一）”這既體現出宿州戰略地位的重要，也間接佐證宿州當年物阜民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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